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满足一定的要件，如宪法条款相冲突的国家行为长期反复出现，并为国民的法意识所认可，在此情形之下，该国行为就具有一种习惯法的性质，从而自然引起宪法条款的改变或废除。
我国宪法学者的这种理论倾向，其实早在近代就开始形成：梁启超是个例证。当然，认识宪法变迁的局限性是非常重要的。
显然，这种看法深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有关宪政、宪法的经典表述的影响。而上层统治集团及其思想代表也确信在社会现状后于国家理念的历史条件下，上层统治集团可以牵引着社会向前迈进，并达致近代化的目标。较之于宪法变迁，宪法修改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更值得重视的形态。对某行为，尤其是对国家行为进行善恶的判断，是一种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或道德色彩的价值判断，必然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上的纠葛。而从身的理论之中剔除若隐若现的政治寓意，以维护纯粹的规范科学的本色，这是21世纪中国法理论所面临的第一要务。
实在的宪法规范总是被熟视无睹、忽略不计，甚至无情地冲破。根据这种分类理论，宪法可分为规范（normative）宪法、名义（nominal）宪法和语义（semantic）宪法三种。1997年的《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
[6]与上述思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初对于开展法律监督的功能定位和实践思路颇为纯粹。要本着这个思想，带着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检查农业法的实施情况。乔石委员长在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实践证明，中央的政策措施是及时、正确、有效的。
吴邦国委员长曾经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强调人大系统这一不容推卸的政治责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给灾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也给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进入专题： 执法检查 。
在执政党政策尚未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前，特别是在未对其做合宪性、合法性审查之前就不假思索、不加甄别地予以概括性承认并且通过执法检查等监督方式加以宣传和推行逾越了政党与国家两大政治系统之间必要的界限。通常而言，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肯定落实政策的情况执法检查组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检查过程首先需要对相关政策的贯彻状况进行评估，而评估结论也往往以肯定为主。（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上），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这一新思路实际上比较完整地勾勒和规划了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
[24]《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3月18日）。但是，这并非政策功能的全部内容。[26]为了增强监督实效，要把主要精力花在抓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上。[63]《〈乡镇企业法〉执法检查报告》（2000年）。
[84]《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执行情况的报告》（1994年）。另一方面，他似乎尚未关注到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执法检查所做的功能调整，仅仅提出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执法检查，切实改进和完善执法检查工作，使执法检查更富有成效[18]。
是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作为执法检查制度化初步尝试[11]的《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66]参见《〈土地管理法〉执法检查报告》（2004年）。
无论如何，过于强调政策功能也将违背执法检查制度的初始目的——确保法律得到遵守和实施。[41]有学者统计，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党员的比例平均达到65%。因此，回归宪法和法律对于执法检查监督的定位是必要的。开展《专利法》执法检查在于推动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及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摘要】执法检查的原始及主要的功能在于确保宪法和法律的实施。[30]出人意料的是，上述有关监督新思路的表述并未被反映在此后颁布的《监督法》之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执法检查组借此希望执法机关能够联系最新的政策动向开展相应的执法工作、提高执法的针对性。[10]《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要点》（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因此，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7]直到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要求执法检查要有所侧重（有选择地、重要），但侧重点的选择并未像其对工作监督的定位那样被要求参照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加以确定。
[93]《〈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报告》（1995年）。1994年《农业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去年以来，各地根据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关规定，以贯彻《农业法》为契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认真清理了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废止了不正当的收费项目，加强了对农民收费的管理，使这些年来农民负担不断增长的势头有所遏制。
[50]总而言之，为了确保法律得到更好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必须依靠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各种党群组织，而调动后者积极性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其所习惯的动员模式——政治动员和政策宣传。林彦，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博士。要加快建立政府扶助、社会参与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创业培训，……适应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担当着举足轻重、甚至不可替代的职责。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提出相同的建议。然而，与立法资源一样，监督活动所需的资源也是异常稀缺的。
参见张恒山、李林：《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例如，1994年《农业法》执法检查报告中特别提到山东省委连续两次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就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发展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对省、市（地）党委、政府都各有一名负责同志分管农业，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农业的领导分工模式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一种表现。
因此，在借助执法检查显示其对执政党政策的贯彻力度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需要借助执政党具有广泛动员和统摄能力的政策平台为自身所制定法律的顺利实施寻找重要的支撑和契机。尽管执法检查的选题不可避免地要反映执政党的政策需求，但选题确定之后的检查过程不应当过多地再次导入政策因素，法律规则应当成为最核心、最重要的关注对象。
[71]在2001年有关《农业法》的执法检查报告中就对农业部及时根据中央部署调整农业结构的做法也给予了肯定。否则，提高这些法律的实施状况是难以想象的。[89]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要进一步改善妇女的参政状况，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培养选拔女干部摆上工作日程，纳入工作目标，切实加强领导、实现到本世纪末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至少各有一名以上女性的目标。五、存在的问题不可否认，将执法检查与执政党的政策对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的运作逻辑并因此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该法在有关执法检查的政策功能定位部分依然延续了李鹏委员长的表述，即要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制度细节层面的调整方案值得加以考虑：1、执法检查的选题不能唯政策，而应兼顾执政党和社会的需求鉴于监督议程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执法检查对于执法资源分配的导向性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遴选及确定未来执法检查选题时应当全面评估开展监督的必要性。
执法检查的过程与政策调研存在类似之处，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能够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实现一举两得的结果——既确保法律的实施，又宣传执政党的政策。[8]《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二，我们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其次，通知明确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要求，如严禁扩大实施范围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不得滥设职位，不得超编和扩大范围进行登记，不得超职数配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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